每年進入12月份，國內(nèi)高校的自主招生選拔就陸續(xù)拉開了帷幕。目前國內(nèi)高校自主招生大多采取中學推薦和學生自薦兩種方式。很多高校明確規(guī)定采用以中學推薦為主，學生自薦為輔的方式。所謂的中學推薦，其實并不是由中學說了算，而是高校根據(jù)往年各中學考入該校的比例，提前給各高中發(fā)放一定的推薦指標，讓高中來幫助在校內(nèi)分配的推薦方式。

多數(shù)中學在獲得校級指標后，選拔方式也不是根據(jù)學生的學科特長、創(chuàng)新潛質等方面的優(yōu)勢來選拔，而是簡單的根據(jù)學生歷次考試的年級名次，結合學生意向來分配。一般一個學生只能獲得一個校薦名額。這種校薦的選拔方式還是主要參考成績，與學生綜合素質無關，這與高考沒有本質區(qū)別，背離了自主招生的初衷，難怪被媒體批評為“小高考”。

恢復高考30多年來，國內(nèi)高校一直采用僅憑高考成績來錄取學生的標準，雖然公平公正，但這個標準太單一，功能過于局限，也把中國教育引向了只重視分數(shù)的應試教育的死胡同。而教育部試行的自主招生選拔方案，正是放權給高校，來探索和總結出適合本學校的人才選拔模式。國內(nèi)高校的自主招生大多效仿西方國家的入學申請方式，即擺脫僅僅把高考成績作為選拔的唯一標準，采取多元化考評機制。既然擺脫唯一標準，也就意味著多種選拔標準，甚至沒有標準。但如果沒有標準，選擇的難度就會增加，選擇的結果很難評判。所以，制定科學的人才選拔標準是擺在高校面前一項極其艱巨而又非常重要的任務，不花大力氣來制定符合高校自身特點的人才選拔標準，自主招生就無從談起。

而國內(nèi)高校不在人才選拔標準上花力氣，而是把寶貴的選拔權利交給高中，這本身就是一種懶政的表現(xiàn)。試問一所中學獲得了北大和清華的校薦指標后，是否會考慮哪些學生適合清華，哪些學生適合北大？推薦出來的人才是不是符合北大清華的標準？如果不是，那么高校又如何能夠通過校薦的方式來選拔適合的人才呢？

人才選拔是極為復雜的工作，世界一流大學無不對其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例如，擁有最多諾貝爾獎得主的芝加哥大學成立于1892年。從1892年到1912年，芝加哥大學用了20年時間，制定了關于人才選拔的定量和定性的標準，為芝加哥大學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環(huán)顧世界一流大學，諸如耶魯大學、劍橋大學都沒有“校薦”這種形式。

相比較而言，國內(nèi)高校在人才選拔機制上花的功夫太少，這種懶惰的表現(xiàn)在首先除了高考成績之外，高校缺少其他選拔人才的標準。其次，高校也不知道該如何選拔。所以在不清楚如何選拔和沒有量化可操作的選拔標準的情況下，選擇的結果就不會令人滿意。此外，高校在自主招生執(zhí)行人員的選拔、培訓以及在自主招生選拔模式、操作流程和監(jiān)督機制方面也做的不夠。既然高校希望通過自主招生選擇合適的學生，就應該自己去選擇。為什么在好不容易爭取到自主招生的權利后，又把選擇的權利交給了高中呢？

也許有人會說，通過校薦選拔可以避免弄虛作假，防止發(fā)生腐敗問題。事實上，依托校薦并不是杜絕腐敗問題的良方，反而會讓自主招生的探索失去了意義。若今年高校因為受中國人民大學招辦主任落馬的事件影響，擔心自己承擔責任，而把自主招生選拔名額大部分給了校薦，這是高校對自己的不負責任。

那么，高校該如何進一步完善自主招生的選拔機制呢？筆者認為首先應該下大力氣總結和制定符合本校自身特色的人才選拔的標準。在這方面，北京大學走在國內(nèi)高校前面。原北大招辦主任秦春華在“2013中國基礎教育改革與杰出人才培養(yǎng)高端論壇”上明確提出“要認真總結出北大人才選拔的標準”，“研究制定北大人才選拔的定量和定性標準，這項工作我們預計要做十年�！�

其次，高校應該減少中學校薦比例，積極按照科學規(guī)范的選拔標準來篩選符合學校要求的人才。武漢大學于2012年率先取消校薦，全部采用自薦的方式就是一個很好的表率。

最后，教育問題關系到每個學生的未來，教育機會的公平公正問題也一直牽動著公眾的神經(jīng)。高校應該積極利用信息技術記錄監(jiān)控自主招生申請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做好各環(huán)節(jié)經(jīng)手人及負責人的背書工作，做到有案可查，整個錄取過程公開透明化，這樣敢于腐敗的人就會減少。

我們常說“大學者，非大樓也，乃大師也”。如果沒有一流的人才就無法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一方面想要自主權，又不為擁有自主權之后如何做事去思考，這樣的大學如何能夠成為一流的大學？高校，請端正態(tài)度，拿出人力，物力，把賦予你們的權利用好！ （作者系計橋高考志愿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