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之畔，中山大學(下稱“中大”)南校園深處的懷士堂在晨光中早早舒展輪廓。自1917年以紅磚壘砌、綠瓦覆頂至今，這座融合東西方設計美學的建筑不僅見證了中大的百年滄桑歲月，更將一代代中大學子“以家國為己任”的信念坐標、跨越世紀的家國擔當，鐫刻在每一片紅磚綠瓦的紋路里。

2024年11月9日，廣東廣州，中山大學百年校慶在即，校友返校參觀。(資料圖)中新網記者 陳楚紅 攝

中大是由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親手創(chuàng)辦，以孫中山之名命名，自1924年2月誕生之日起，便承載著與眾不同的使命與歷史印記。

1923年12月21日，正值國共合作醞釀推進的關鍵時期，孫中山站在懷士堂的講臺上，面對滿座青年學子發(fā)出期許：“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勉勵青年救國救民、主動扛起富強國家的責任。

時隔不到半年，黃花崗紀念會在懷士堂前草坪舉行，孫中山再次向青年學生殷殷囑托：“愛惜光陰，發(fā)奮讀書，研究為人類服務的各種學問”，號召大家要像七十二烈士般，為國家與社會的光明未來“犧牲生命亦所不惜”。

中大歷史系(珠海)教授曹天忠指出，彼時孫中山正經歷晚年思想的重要轉向，從過去依賴軍閥、寄望帝國主義的舊路徑，轉而學習蘇聯共產黨的組織建設經驗與革命理論，全力探尋適合中國國情的救國新路。而這兩次在懷士堂的演講，正是孫中山先生教育觀念的“根本性變革”：跳出舊時代看重“個人功利”的局限，倡導家國存亡之際的“集體大義”，將對民族振興的深切期望、對救國救民的迫切決心，盡數傾注到對青年的期許之中，也流露出他對當時社會現實的焦慮與推動變革的堅定決心。

烽火歲月里，這所承載著中山先生囑托的高校彰顯出不屈的崢嶸底色。

1925年6月23日，國立廣東大學(中大原名，1925年更名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等師生約十余萬人參加“對滬案之示威巡行”，嶺南大學學生隊行至沙面租界遭英國軍警野蠻射擊，造成震驚全國的“沙基慘案”。事件發(fā)生后，廣東大學校長鄒魯第一時間發(fā)表宣言，揭露真相，聲討暴行。1927年6月6日，濟南慘案爆發(fā)后，中大公開發(fā)出《國立中山大學全體教職員學生工人為日本政府出兵北方向日本國民宣言》，捍衛(wèi)國家主權。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民族危機逐漸加劇，中大的抗日活動也隨之進入新階段。300余名中大學子主動北上請愿，部分學子留在上海前線投身抗日戰(zhàn)斗。1933年至1935年間，學校直接圍繞抗日救亡主題舉辦的演講、會議多達百余次。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學校組建的戰(zhàn)地服務團奔赴海內外各地，籌集各種戰(zhàn)備物質，慰問前線抗日將士。

在全面抗戰(zhàn)初期，中大冒著日機長達一年多轟炸危險，堅守嶺南故土，直至1938年廣州淪陷，才被迫遷移云南澄江。1940年，中大又率先回遷粵北，師生們克服重重困難在戰(zhàn)火廢墟上重建校園、恢復教學。

歷經百年風雨，這份沉甸甸的教育報國、“做大事重于做大官”信念，早已融入中大的血脈，化作日常。

中大校友、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曾留意到一個細節(jié)：每逢學校舉辦紀念活動，書記、校長介紹嘉賓時，總會將他這種無行政級別的學者置于前列，讓他深受觸動。他認為，中大正是一所把“做大事”看得比“做大官”更重要的大學。

中大2025級人工智能學院本科新生石彥偉，報考中大前便被學校深厚的歷史底蘊與人文氣息所吸引。“‘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這句話是對青年價值坐標的精準校準。”他希望畢業(yè)后能投身國防領域，將所學知識報效祖國。

百年過去，懷士堂依舊風骨凜然，在新時代見證新的中大嶄新故事。

2003年12月，德國總理施羅德在懷士堂發(fā)表演講；2023年4月，法國總統馬克龍到訪中山大學，在懷士堂前駐足合影；2024年4月，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帶領臺灣青年到訪中大，兩岸青年齊聚懷士堂開展交流。

經過多年的建設，中山大學的發(fā)展版圖也在不斷拓展，目前形成了三校區(qū)五校園互相支撐、錯位發(fā)展的新格局。

其中，廣州校區(qū)厚植文理醫(yī)傳統優(yōu)勢，珠海校區(qū)深耕深空深海前沿領域，深圳校區(qū)主攻新工科新醫(yī)科創(chuàng)新。三城三校區(qū)協同聯動，在粵港澳大灣區(qū)的沃土上撐起一片創(chuàng)新策源的新天地：引力波探測“天琴計劃”穩(wěn)步推進，珠海鳳凰山頂的激光測距臺站日夜凝望深空；“中山大學極地號”科考船成功完成中國高校首次北冰洋科考……當代中大人，正以行動續(xù)寫著與家國同頻共振的時代新篇章。（記者 許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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