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狀元？”“文理科最高分是誰？他們在哪？”以往在高考成績公布之后，各省、各市乃至各區(qū)縣的第一名都會被公眾和媒體追捧。雖然教育部三令五申嚴禁炒作高考狀元，今年的輿論場中也鮮見對“狀元”的報道，但一些地方和學校採用“換一個說法”“不點名暗示”等各種變通手法，仍然在對高分學生、“高考狀元”和升學率進行宣傳。

沒了“高考狀元”，卻來了“考得比較好的兩個人”，沒了“高考升學率”，卻來了某校或某班高考考生的“一本”“本科”等高考參數(shù)的“分子”和“分母”，連小學生都能輕鬆算出結(jié)果……對此，不少網(wǎng)友都對“一樣話百樣說式”的炒作方式極盡揶揄，並開啟了模仿造句模式。教育部門三令五申嚴禁宣傳“高考狀元”，簡直磨破了嘴皮子，不讓炒作“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等，可是一些地方、學?；蚓W(wǎng)絡媒體等還是變著花樣地玩炒作相關高考信息的文字游戲，間接沖擊、規(guī)避、架空了教育部的禁令，引發(fā)了非常負面的社會觀感。

炒作“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等有非常復雜的歷史因素和現(xiàn)實因素。要從根源上遏制炒作現(xiàn)象，需要進一步優(yōu)化教育改革，摒棄落后的教育績效考核模式、競爭模式，強化對學生綜合素質(zhì)的培養(yǎng)，暢通人才多元培養(yǎng)渠道，引導人們消除高考功利意識，樹立健康積極的高考價值觀。而施行這種治本之策需要慢慢來，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當務之急是採取更有力的措施先行治標，以治標手段遏制炒作行為的表象，倒逼社會意識的逐漸轉(zhuǎn)變，從而達到以治標促進治本的目的。截至目前，教育部門只是給炒作“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等信息劃出了“紅線”，但這條“紅線”是個粗線條，邊界比較模糊，沒有配套的觸線懲戒措施做保障。這樣就讓一些地方或單位產(chǎn)生僥幸心理，就容易打炒作的擦邊球，容易用“變通式炒作”試探甚至觸碰底線。

有鑒於此，很有必要給炒作“高考狀元”等拉出負面清單，明確禁止炒作或變相炒作的具體情形，把各種直接炒作、變相炒作、花式炒作都納入禁限范圍，讓相關主體沒有炒作的“變通空間”“操作空間”，沒有“一樣話百樣說”的炒作機會。有了炒作“負面清單”，炒作禁令的紅線就變得更加清晰，禁令的口就封得更死、更徹底，禁令也就有了更強的可操作性。

在此基礎上，還應依法明確炒作“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等信息的法律責任，明確針對不同炒作主體、不同炒作行為的監(jiān)督部門和懲戒手段，讓炒作者付出必要的代價，讓炒作禁令更具剛性和約束力、震懾力。

負面清單是炒作禁令的必要補丁，有助於相關主體看清炒作禁令的具體紅線，增強自律意識，規(guī)范涉教育、涉高考宣傳行為，有助於監(jiān)管部門嚴格履行監(jiān)督職責，全面到位、精準有力地執(zhí)行禁令，堵住監(jiān)督的漏洞，消除監(jiān)督的死角死面，提升監(jiān)督效能，也有助於民眾參與社會監(jiān)督，有助於全社會樹立、增強拒絕炒作、遠離炒作的共識。

給炒作“高考狀元”拉出負面清單，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切實可行，應當是落實嚴禁炒作“高考狀元”政策規(guī)定的一件實事、好事。各地教育部門、學校以及相關監(jiān)管執(zhí)法部門對此應當認真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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